我是在得病之后被选为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。工作上有一些事情需要出头露面，有的人就说，你这么大岁数的人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还这么辛苦干什么?其实他不理解我，我不是为了出风头，做这些事情是我对生活的爱的表现。一个生病的人有两条路可以选择。一条路就是被病魔压制住。我有几个病友就是这样，其中一位每到吃饭的时候就靠着墙哭，因为放疗期间，吃饭是很难受的。可我的态度是吃不下也得吃。我还给他说笑话，架着他去吃饭。后来我出院了，可他却没能出来。第二条路就是积极地对待。我有一位老同事叫王尧华，是东方医院大外科的主任。他自己得了肺癌，可他非常配合做化疗，心态很乐观。在化疗期间，他还依然在岗位上坚持工作。他说医生的职业道德让他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个病，他应该做其他病人的榜样。

人的生命至少有一半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的。如果得了病以后你能够正确对待它，那么在遇到坎儿的时候，别人拉你一把，你自己加把油儿就过去了。如果你自己不努力，别人再怎么拉也没用。说句心理话，我现在没觉得自己是个病人，也没把自己当成一个将近70岁的人。我觉得我还年轻，活得也挺健康。虽然我得了病，可我看得开——反正已经这样了，干脆把病当成生活中来了一个朋友，一起玩呗!我想我应该算是健康的病人吧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做过两次大手术，切除了左肾和一半左肺叶，还做过几次放疗。这回是一次大剂量的放疗，把脾脏的肿瘤消除了。我的左胸背两条刀疤，一条是黄河一条是长江，他们把两条母亲河的倩影留在我身上，所以我的生命很充实。这大约是我的孩子气吧。

我还有个体会，人需要有追求美好的好奇心与动力。我觉得我自己就比较有童心，对很多新鲜事物感兴趣。我大约归于那种“没正形”的人。记得“文革”时，有人给我的评语是“没有老师的架子，也没有老师的样子”。

我属于“没样子刀的那种人。我当年曾在焊接车间“劳改”，机器隆隆，嘈杂之极，我就在噪音中放歌，唱我喜欢的《外国名歌200首》里的歌曲，反正别人听不见，看不见。我决不让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帽子把我压得愁闷而死!“文革”时，有一次去厦门参加钓鱼宴，我在餐桌上和电影界同行谈天说笑，南腔北调，一位老首长严肃地问我， “你在家也这样吗?”我说， “我在家如果不这样，家里人会认为我病了。”看来，很多人比较喜欢严肃，不大喜欢活泼，不喜欢做自己爱做的事。我最爱写作，这是自己选定的职业，甘苦自知，但始终不悔。当然我也会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创作，比如我现在身体有毛病，如果写长篇小说会吃力一些，所以我也就不强求自己。
上一页 1 2 34 5 6 7 下一页